當外賣騎手在算法重壓下冒雨前行、連喘息的間隙都成奢望；當職場人陷入“加班才安全”的無效內耗，我們難免疑惑：明明站在技術迭代的浪潮里——工業機器人替代了重復勞動，智能算法優化了稀缺資源的配置，可為什么“內卷”反而成了橫跨企業、行業乃至個體的共同焦慮？

就在我們依舊在為這場“越努力越迷茫”的困局尋找答案時，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揭曉，為我們遞來了撥開迷霧的理論“羅盤”。喬爾?莫基爾、菲利普?阿吉翁與彼得?豪伊特三位學者，因深刻闡釋“創新如何驅動經濟增長”摘得殊榮。他們的研究不是束之高閣的學術理論，而是精準回應了中國經濟的現實困惑——為什么有些競爭能催生技術突破，有些卻只會陷入“量增利減”的內耗？如何讓創新真正成為打破內卷的突破口？

北京時間10月13日傍晚，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。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，2025年度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·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喬爾·莫基爾JoelMokyr，菲利普·阿吉翁PhilippeAghion和彼得·豪伊特PeterHowitt，以表彰他們“對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的闡釋”。其中，一半獎金授予莫基爾，以表彰他們“發現了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”，另一半獎金則共同授予阿吉翁和豪伊特，以表彰他們“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持續增長的理論”。三位學者通過理論模型與歷史案例分析，揭示了技術創新如何推動長期經濟增長，并探討了創新過程中制度環境的關鍵作用。該研究為理解現代經濟轉型提供了重要視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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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基爾的啟示：創新生態是反內卷的根基

莫基爾的核心貢獻在于揭示了技術進步的先決條件——知識啟蒙與制度保障構成的創新生態系統。這一發現精準點破了中國內卷的深層癥結：資源有限下的無效博弈，企業陷入技術趨同——價格競爭——研發不足的惡性循環，而這背后，正是知識積累不足與創新生態缺失的深層制約。

莫基爾在研究工業革命起源時指出，17世紀“培根計劃”的提出是知識在經濟增長中地位顯著上升的關鍵轉折點，該計劃通過擴大知識數量、增強知識可及性，為技術突破奠定了基礎，這種“有用知識的擴散”正是創新活力的源頭。事實上，這與我國今年重要會議導向從“投資于物”到“投資于人”的轉變有著極為相似的內核。2025年全國“兩會”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明確提出“投資于人”，正是要通過人力資本積累筑牢創新根基。

從歷史經驗看，瓦特改良蒸汽機的成功，離不開伯明翰金屬工匠群體的精密加工技能支撐，這種高端技能人才的集聚效應正是創新突破的關鍵。反觀當下中國部分行業，正是因為缺乏這樣的知識傳播機制與技能積累土壤，才陷入低水平重復競爭。而類似北京中關村、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及杭州科創企業集群等的崛起，恰恰印證了莫基爾的論斷——當高校知識輸出、資本市場支持、政府服務保障形成合力，就能構建起讓創新生根結果的生態，自然跳出內卷陷阱。

制度保障在莫基爾的理論中同樣占據核心地位。他強調專利制度通過降低技術信息獲取成本，加速了技術擴散。這一點在我國民營經濟發展中尤為明顯：民營經濟促進法的頒布與實施和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加大，讓企業家創新信心顯著提升，而這正是打破“創新成果易被模仿”的內卷痛點的關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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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吉翁與豪伊特的答案：

適度競爭是創新的“黃金平衡點”

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“競爭與創新倒U形關系”理論，幾乎是為當前我國“反內卷”量身定制的分析工具。他們通過構建理論模型并結合英國企業專利數據驗證：競爭與創新并非線性關系，而是存在“黃金平衡點”——競爭不足則企業缺乏創新動力，所以增加競爭會激勵企業創新；但是，更為重要的是，過度競爭則會扼殺創新。

這一理論在我們的新能源汽車行業體現得淋漓盡致。去年某車企限時促銷引發的行業震蕩仍歷歷在目：A股汽車板塊市值蒸發超千億元，整個行業陷入“增收不增利”的困境。這正是因為，我國新能源汽車車企正深陷在阿吉翁與豪伊特所說的“熊彼特效應”主導階段——當競爭超過閾值，企業利潤被無底線的價格戰吞噬，研發投入被迫壓縮，新的創新無從談起；反之，當競爭處于合理區間時，適度競爭會激發創新活力。當前17家車企承諾“60天支付賬期”的行業自律舉措，正是我國新能源汽車行業向最優競爭區間回歸的積極信號。

此外，阿吉翁等人的研究還發現，競爭對創新的影響存在“前沿差異”：前沿企業可以通過創新“逃避”競爭，而非前沿企業更易在過度競爭中喪失動力。這解釋了為何我國部分傳統行業內卷嚴重——大量非前沿企業缺乏技術儲備，只能在存量市場中拼價格，而突破之道正在于通過政策引導與資源傾斜，推動企業向技術前沿靠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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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造性破壞：

從“存量內卷”到“增量創新”的必由之路

阿吉翁和豪伊特的“創造性破壞”理論，為我國的“反內卷”提供了終極解決方案：只有通過創新淘汰舊產能、開辟新賽道，才能徹底跳出存量博弈。這與中央一直倡導的“以新質生產力破解內卷”核心觀點高度契合。

美國市值最大的十家企業，有九家是科技創新型企業。而我國A股市值前十名的企業中，貴州茅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占據第一位，經常高踞榜單的還有工農中建和“兩桶油”，真正的科技型創新企業很少，只有寧德時代。這樣的差距背后，正是“創造性破壞”機制的強弱之分——當舊模式能輕松獲利，企業自然缺乏創新動力。破解之道在于推動“增量競爭”：一方面通過科技創新創造新需求，比如智能駕駛技術打開了新能源汽車的新市場；另一方面通過模式創新開辟新空間，正如胖東來以服務創新突破傳統零售業內卷。

從政策層面看，這需要政府扮演“規則守護者”而非“參與者”。地方政府應摒棄“補貼競賽”“政策洼地”等內卷式招商，轉而聚焦創新生態建設；同時要讓劣質產能有序退出，通過法治化手段打擊偷工減料、抄襲模仿等惡性競爭行為。這正是諾獎理論強調的“制度賦能”——好的制度能讓競爭導向創新，壞的制度則會讓競爭淪為內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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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在后面的話

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啟示清晰而深刻：反內卷不是否定競爭，而是要讓競爭回歸合理區間，從而更好的激發創新；不是放棄努力，而是要讓努力轉化為增量價值，其核心路徑可概括為三點：

第一，以制度筑生態，落實民營經濟促進法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，讓創新者敢投入、有回報，這是莫基爾理論的當代實踐；第二，以規范定邊界，通過行業自律與政府監管，將競爭控制在激發創新的最優區間，把握好阿吉翁等人揭示的“倒U形曲線”平衡點；第三，以創新破困局，鼓勵企業深耕技術研發與模式創新，從存量紅海走向增量藍海，以實踐來遵循“創造性破壞”的增長邏輯。

內卷的困境，本質是舊增長模式的終結；而創新的意義，正是新增長動能的開啟。只有讓創新成為驅動增長的核心引擎，才能帶領中國經濟從內卷紅海邁向價值高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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